只差一點，就會完全不同

近日有一個憂鬱症患者自殺身亡的新聞報導，新聞報導如下：

2006.10.16 聯合晚報
憂鬱男跳樓　父曾是台大教授　弟也任教台大
【聯合晚報／記者陳珮琦/台北報導】

今天上午在台北市仁愛路四段「百利大廈」發生疑是跳樓自殺的不幸事件，據鄰居透露，死者的父親以前在台大教書，已退休；而這位退休的朱姓教授上午面對兒子的死，眉頭深鎖，對於記者的詢問，僅點頭表示，兒子是因憂鬱症尋短，隨後他並表示：「現在我的心情不好，沒辦法再多說。」婉轉地拒絕記者的詢問。

此外，死者朱清華並有一位弟弟，僅小他一歲，是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目前是台大網媒所擔任助理教授，教授資料庫系統、多媒體系統應用，上午他的辦公室電話沒有人接聽。

經查，死者的父親是董氏基金會董事，1937年出生于寧波。自小隨父母遷台，畢業於台灣大學，獲德國慕尼黑工科大學特許工程師及瑞士國立聯邦理工學院工學博士學位。現任嘉隆實業、台灣東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任台大教授和寧波大學客座教授。早年協助父親經營紡織及成衣製造事業，後投入董氏基金會從事公益工作。

據了解，死者的父親並曾多次到大陸西部貧困地區考察，資助教育、醫療等公益事業，自1996年以來，死者的父親和祖父先後在大陸捐資8000多萬元人民幣(約3.2億台幣))，光是在家鄉寧波就捐了3000多萬元人民幣，祖父並成為寧波榮譽巿民。


朱母也患憂鬱症

【記者陳珮琦/台北報導】

疑是深受憂鬱症之苦而跳樓自殺的朱清華，其父是董氏基金會董事，並著「解憂─憂鬱症百問2」一書，書中談及憂鬱症患者最需要家屬、朋友的陪伴，還有如何帶領患者就醫。

朱父多年前在一次董氏基金會的座談中透露，他的太太也是憂鬱症患者，他當時表示，他太太一發病就食慾不振，以前喜歡吃的東西都不吃了，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皺著眉頭，不知道在想什麼心事。晚上也睡不著，隔天精神又不佳，一天天惡性循環。雖然曾就醫治療，藥物副作用卻讓她排斥再上醫院。

面對憂鬱症患者拒絕吃藥、就醫，朱父當時在座談時表示，家屬能做的，就是一個「慰」字，等他們心情好了，再慢慢予以引導，千萬不能責罵，也不要給他們壓力。

據了解，死者朱清華患憂鬱症多年，以致無法工作，長期以來服藥治療，還遠赴英國求醫，本月11日才剛從英國倫敦返國，回國後還向兩名醫師求診，但似乎始終不見好轉，昨晚他的父親、弟弟陪著他到國父紀念館散步時，又透露出「壓力很大」，朱父和他的弟弟都感受到死者心情很低落。


這兩則看來處理得挺勉強，（姑且不論有個年青人因病自殺是否值是個新聞），我這麼說是因為這則新聞沒什麼處理當事人，倒是交待了一堆他爸他弟甚至他祖父的事。看來像是版面太空，硬擠些關係人的背景資料來撐版面。過了兩天的早報，又有同一件事的報導，這則就比較多是在處理當事人了：

台大教授之子 憂鬱跳樓 95-10-18

記者(莊琇閔／台北報導)

前台大教授朱英龍長子朱清華，旅居英國多年，十一日返台探親，昨天清晨以白毛巾蒙眼，自台北市大廈住宅跳樓結束生命，他的弟弟向警方說哥哥疑因憂鬱症病發。

卅六歲的朱清華家境優渥，父親朱英龍是前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目前擔任董氏基金會常務董事，同時也是嘉隆實業公司董事長。朱清華少年時就與弟弟一起被送出國留學，弟弟學成後返台在台大的研究所擔任助理教授，他則旅居國外。他的母親也曾為憂鬱症所苦，八年前自殺身亡。

昨天清晨七點四十分，朱清華自仁愛路四段「百利大廈」樓上墜下，掉落在靠近人行道旁的花圃；大樓管理員上前察看，發現他用一條白毛巾蒙住雙眼，僅著Ｔ恤、四角平口褲，腳上穿白襪，腦漿四溢。管理員認出是該大廈十一樓的住戶，馬上通知家屬到場。

與朱清華同住的弟弟，當時還在睡夢中，匆匆下樓察看，證實是患有憂鬱症的大哥。住同棟八樓的父親朱英龍，接到消息趕下樓來，見到愛子慘死模樣，悲痛不已。

弟弟向警方表示，哥哥患憂鬱症多年，雖然有就醫治療，但病況時好時壞；哥哥長期住在英國，在當地結婚生子，但因病情關係，無法穩定工作。

他說，哥哥上周三回國後，曾向家人表示壓力很大，父親前天晚上陪哥哥到住家附近的國父紀念館散步，安撫情緒。

警方到場勘驗，發現朱家十一樓住處外陽台欄杆旁地磚有腳踏痕跡，研判朱清華是從該處跳下輕生；至於朱綁在臉上蒙住雙眼的白毛巾，可能是為了克服跳樓的恐懼。



這兩三則報導綜合來讀，可畫出以下重點：

一，有個年青人患憂鬱症自殺。
二，他家境好，與弟弟早年就留學英國。
三，他弟弟是台大教授。
四，他算祖上有德，爸爸也曾是台大教授，總的說是有錢、有學問且從事公益（頭銜過多不再重複列舉）。祖父還捐錢捐到變成榮譽市民。
五，他媽媽也因憂鬱症自殺。
六，他爸爸是憂鬱症專家，還著有專書一冊。

就套稿處理方式來看，其實只要將重點一、重點五與重點六結合起來看，讀者應該不難發現，十六日晚報的套稿（就是介紹了死者父親的著作以及內容的那則），是很有問題的。翻成白話文的意思是這樣：〔你好，這裡有一本介紹如何幫助憂鬱症患者的專書，作者的家人已經有兩個因為憂鬱症自殺了。〕唉，在這種消息下套這種消息，要不，就是諷刺，要不，就是反推薦，要不，就是記者與版面主編缺乏推論能力。

再就新聞處理來看，晚報及早報兩則新聞，都不忘重點四，也就是交待死者父親的各種頭銜，寫來頗有感歎〔明明是好人好家庭啊，怎麼會這樣呢？〕的意味，然而，這兩位記者有辦法寫出那麼多頭銜，卻剛好，都沒有寫到我知道的另一個頭銜：朱教授老闆。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李夢哲和羅興階拍攝的《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這支片子我曾在大學時及研究所時都好好地看過了兩次，以至於印象不淺。

該片背景是一九九二年六月板橋一間成衣廠因為老闆要移資印尼，無預警關廠，並且不肯按照勞動基準法的標準給付資遣費。一百多位員工多為女性頓失頭路，遂往公部門投訴，才知道自己如何被不合法地刻虧了：老闆欠她們的不只是〔道義〕，也不只是法定的資遣費，還包括長年來不合理的超時加班所應付而未付的加班費。然資方卻對女工的要求及公部門的介入置之不理或推三阻四，女工們只好以廠為家起而抗爭。

這支紀錄片，正是跟拍了這個關廠抗爭的過程。

透過鏡頭，我除了看到資方的粗暴、工廠中的家父長制、公部門的無能為力，也看到女工的自我成長、階級認識，以及同為受僱者的藍白領工人之間的認知差異。

有一個片段讓我印象很深，當女工們前往台北市的辦公大樓中要找避不出面解決的老闆，辦公室裡的白領工人們像看到鬼一樣，急急忙忙將人堆出將門鎖上並放下鐵門。一會傳了話來，老闆說等等要出來與大家見面，然後，這老闆就從別的出口落跑了。那時我就納悶，這人今天能無預警關成衣廠，難到明天不會無預警關辦公室？為什麼坐在辦公室的人寧願認同那個遇到問題會落跑的老闆，而不是在鐵門外、在生產線上工作十幾年的女工同事？

這關廠老闆，可不是土地主耍狠蠻幹，而是德國工程師瑞士博士台大教授，受過高等教育還在大學教書，遇到勞動法令卻變成全盲的惡霸。看著這些十來歲就去工廠上班，視教授老闆如父親的女工們被欺騙，被放棄，知覺到法律與政府保護不了工人，站在宣傳車上淋著雨用麥克風在台北街頭對著辦公大樓柔性喊話，只為了領到那份微薄的法定應得的資遣費與加班費，真是讓人心都揪在一起。

我原本以為《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應該小有名氣，至少從資料看來，本片曾獲1992中時晚報電影獎首獎及1992台灣人權報導獎，也曾參加1993香港電影節自主錄像觀摩、1998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回顧專題以及1999文建會台灣紀錄片美國巡迴展。

然而，有時候你會看到一些事情，再一次發現那些原來自己以為〔大家都知道吧？〕的事情，原來是〔沒什麼人知道吧？〕的事情。

是這樣，這間成衣廠叫做〔嘉隆〕成衣廠，關廠老闆名喚〔朱英龍〕。

如果知道這點，新聞與套稿寫來，恐怕會完全不同吧？
from Barking Jazz

我想，timojazz兄應該不會看到這則回應，但那不是重點。

先說明一下，我本身就是一個患有情緒性疾病的患者，另外，很巧合地，在2006年12月12日被資遣。

知道timo兄，是關於先前timojazz這個網站還在的時候。當時，還在讀大學，開始聽jazz，還跑到音樂系修了一門相關的課。半認真地思考人權，關於這世界的一些狗屎問題。好了，事情掉到我頭上......

當我在找工作的時候，跟我的醫生討論，該不該把自己生病這件事說明？醫生給了我好像「世界有沒有盡頭？」那樣的答案：妳可以說，也可以選擇不說。基於一個不甚文明的世界，我選擇不說。在工作環境裡，一直沒有問題，事實上，我的Leader對於我的表現感到滿意度至少有80%。不過，他上面的主管可看不慣，花了一下午，用一個很鳥的理由，告訴我，我的請假次數過多，說我像一朵玫瑰花，不適合這個公司的文化，叫我第二天就不用再來了。

所以，我向原公司要求一張「離職證明書」。而原主管以「不會寫」為由拒絕。(這跟「我們老師沒有教」有什麼兩樣？)請他打電話給相關單位，他不會寫不是我的問題。然後，他告訴我，他是用一個非常理性的態度跟我溝通，而我完全不配合，非常過份！他說：「恁爸就是不爽給妳，怎樣？告我啊！」當時，我生氣了，並且懶得跟一個差不多快40歲的白痴解釋。我還是請他打電話去問別人，不要來問我。不會寫，不關我的事。

到這裡，我還沒開口提到遣散費的問題。我給了一個很大的台階，顯然有人就是不肯下，還擺架子。

很不幸地，台北縣勞工局並沒有給予什麼實質上的幫助。我的請假完全經由主管核准，時數沒有到達應該被資遣的地步，沒有遲到早退記錄。工作能力沒有問題。至於我是不是一朵玫瑰花，完全自由心證。反觀資遣程序，完全不合法。而勞工局唯一比較誠懇的小姐只告訴我，勝算非常非常低。而其他同單位的人把電話轉來轉去，甚至有一位女士告訴我，她就是站在資方立場。這下，真的傻眼。勞工局站在資方立場啊。而且，是明著來的啊......

以一個沒有時間，沒有錢，沒有背景的情況下，我真的無力再跟原公司耗下去。對於這點，我個人感到萬分遺憾。唯一做的是，舉發他們沒有做資遣通報的事實。至於，是不是會被買通而沒有效果？天知道。

從沒有能力正常生活，到獨立生活並且可以工作養活自己的程度，歷經數年。青春就在這時候，無聲無息地消失。的確，我可以說，雖然生病，還是有機會回到正常生活。問題是，這個環境連大多數的人都受到不公的對待，那麼，我真的很懷疑，當其他病友重新回到現實環境時，他們不會產生其他的變化......

順帶一提，我已經很久不看報紙或台灣的電視了。